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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樟柯：把情感和时光放在一起，是一件挺美的事情

本刊/温天一

“我展开了一个很长的时间线，

来表达我对情感、对爱的理解”

中国周刊：拍摄《山河故人》的初衷是什么？

贾樟柯：在拍摄完《天注定》后，我就想拍摄一部专注于情感的影片。虽然《天注定》中也有情感的表达，但更多是专注于暴力和社会的变动，社会问题带给个体的危机。

在我的电影中，我从不会单纯去拍社会问题，因为我不是也不是社会学家。我所感兴趣的是社会中的人。当然，我不会把社会本身和作为个体的人切断，但我电影中的叙事焦点绝对都在人的身上。

《天注定》的叙事焦点在人的生存危机上，一个人，因为他所遭遇的暴力，他可能会从一个弱者和暴力的受害者转变成暴力的实施者，这种转变是触目惊心又铭心刻骨的。而在《山河故人》中，我想表达的是近些年来，我们很多的选择、价值观、新的科技和生活方式给情感带来的巨大改变。在二十多岁的时候，我们满脑子想的可能都是谈恋爱吧，那时候，生命中仿佛都是爱情，那时候，你不可能会去想，人是怎么回事儿，这个问题只能等时间来告诉你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个人会从恋爱的状态转换到成立家庭，还需要去面对逐渐老去的父母，尤其是到了四十岁之后，生命中的很多事情都向你展开了，在此之前，它们都是躲藏着的。

人生中的生、老、病、死，都伴随着爱。而我觉得，爱，就像修行一样，都需要伴随着漫长的时间来进行体会和感悟，在《山河故人》中，我展开了一个很长的时间线，来表达我对情感、对爱的理解。

中国周刊：为什么会给影片设置三段式的形式？最后一段关于未来的想象又是基于怎样的现实基础而展开？

贾樟柯：我最初写剧本的时候，并没有想把故事延展到未来。但是写着写着，我总会想，电影中那个孩子的将来会怎样。

我觉得，他是一个被父母的选择所决定的人。他母亲，一生中面临了两次选择，一次是结婚，她很理智地选择了拥有财富的人。另一次选择是离婚，她选择让孩子的父亲来抚养孩子，因为父亲在那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风投家，积累了很多财富，她的理由是，财富可以带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和未来，但其实对她而言，这是一种牺牲式的选择。

电影中的孩子很被动，他就这样被父母的选择决定了以后的命运。所以当我写完当代部分之后，我觉得应该继续往下写，写到未来，看看这个孩子以后会怎样。某种程度上，我们对于未来可以有大胆的设想，而不是仅仅基于现实存在所提供的依据。

我并不把《山河故人》看做三段体的电影，我更喜欢把它说成是人生的三个阶段，里面有两代人在叙述焦点上的交替。

我觉得，把情感和时光放在一起，是一件挺美的事情。

中国周刊：通过《山河故人》，你是不是还想传递一些社会意义层面的思考？

贾樟柯：在目前中国的情况和体制之下，虽然有些人拥有很多财富，但其实大家的命运都挺像的。我记得之前我在一次演讲中说过，我不太喜欢别人把我所拍摄的对象形容为底层人，我更希望他们被称为是非权力拥有者，而这个非权力拥有者涉及面非常广，人群非常大。不是说你拥有了财富就拥有了权力，今天你是一个老板，非常有钱，但明天可能随时就完蛋了，在权力之外，大家的生存境遇其实都挺像的。

前一阵，天津的爆炸事件，我上，看一个友说得特别好，他说，买万科房子的那些白领和中产阶级，在这之前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觉得自己这一生会和访民构成联系，然而房子一炸，他们瞬间就变成了访民。其实我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，这种感觉就是《山河故人》想表达的。

“我觉得要忠实于自己

对于当下中国的感受”

中国周刊：很多影评人，尤其是西方影评人，对于你的电影，他们都发出过类似“透过贾樟柯的电影，读懂中国”的评论，你怎么看待这些评论？

贾樟柯：我没有任何去讲述一个国家的命运。

法国影评人让-米歇尔·傅东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他说，中国有贾樟柯这样一个叙述者，让我们能够理解这个国家在发生什么。但对我来说，在创作的时候，不会把初衷和主旨拔高到“讲述国家命运”这么宏大的命题上。你很难用一部影片来对一个国家做一个完整的描述，事实上，这也不是经过深入研究一个艺术家需要去做的事情。中国变化这么快，在这飞速的变化中，社会中每个个体所遭受的情感和生存危机，是我一直感兴趣的，也是我愿意去记录和表达的。

另外一方苏路面，在我的电影中，我谈的都是当代的故事，我觉得要忠实于自己对于当下中国的感受。可能我一直反应比较快，只要在现实生活中让我有所感触的，我不会拖延，我会马上去拍出来。

在我牟青刚从事电影行业的时候，基于自己长期以来对中国电影的观察，我发现电影里所表现的东西与这个国家真实生活的人好像没啥关系。说难听点，那样的电影就是废物。多少年后我们再回头看，没有人真的认为那时候的人是那样生活的。当然这样的感触并不直接构成我拍电影的初衷，只是某种诱因。

中国周刊：在《山河故人》中，你对于人生的选择、亲情、沟通等命题都做了诠释和解读，广义而言，你认为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人生终极命运是什么？

贾樟柯：孤独。

我一直在想，电影中的涛，这个人以后会怎么样，她会不会有新的感情？促使我想到这点的是我父母的遭遇。

我的父母非常恩爱，然后我父亲在2006年突然走了，从此之后，我觉得我妈变成了一个孤独的人，因为她相爱的人走了，我们儿女是永远取代不了的。妈妈现在跟我住，每天见两面，早上和晚上，那么，中间那么长一段时间的空白她在做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也没人陪她，如果我父亲在，他们是一块儿的，会一起做这个做那个。

从此我意识到，其实我们每个人最后的结局都避免不了孤苦，总有一个人要先离开。虽然这些事情现在距离我还比较远，但是一想到就会很难过。

中国周刊：能谈谈你拍广告的事情吗？

贾樟柯：广告的操作与电影不一样，广告的拍摄是有严格的程序，一般来说，我们作为制作公司是不应该参与创意的，一般是广告公司来进行创意，我们制作负责完成拍摄。因为一般来说，是广告公司更理解品牌的需求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进行这么一个广告，这个产品的需求是什么，它所产生的目的是什么，它要传达给受众的是什么观念，谁是它的受众，这些都需要很严密的市场调查和分析，之前需要做大量的市场调查分析。

但是这几年，却有越来越多的产品公司跟广告公司一起来找我，他们告诉我大概需要怎样，然后你来随心所欲地提供创意，这样的广告对于我来说，可以有很多的自我空间来把握，我也可以把我的偏好投射在里面。比如我最新拍摄的“陌陌”的广告，表现那种年轻为挤出机企业带来了信心人由络而来的聚合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里面有好多我之前生活中感受深刻的“点”。比如我们现在有人在上约“比武”，真的是学习武术的年轻人或者武术爱好者来进行切磋，比如怎么理解形意拳，然后约好之后，某个下午，到某个人家，约好之后大家就开练，我觉得这个特别有趣。然后还有一个关于山西古塔保护的项目，若干年前一个朋友给我发过消息，邀请我参加，我没时间，但这个事情我一直记下了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特别美，大家一起约好，去寻找那些被人遗忘的古塔，把它拍下来，记录下来，保护它 所以我在广告中把这些“点”都融入了进去，我想我拍的广告其实都带有些许贾樟柯独特的味道。

“我现在在刻意保留实体情感，

避免自己变为信息的终端”

中国周刊：除了电影和工作之外，你的日常生活一般怎样度过？听说你还在山西开了一家小面馆？

贾樟柯：生活中不能只有电影。

有段时间，我发现，我所有的活动、见的人、做的事情，都是与电影有关，这让我觉得很“变态”，仿佛一个人彻底变成了电影的奴隶，这是不对的，我需要去寻找一种电影之外的生活。

我在山西开的面馆其实是带有俱乐部的性质，不对外营业，其实就是提供一个场所，让我把电影丢在一边，在那里和小时候的朋友、同学见面，八卦、扯皮、聊过去的事情，这让我觉得很快乐。

前一段时大理间我一直在想，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更年轻的人们，在接受信息的时候，仿佛自己也成了一个终端，不停地接收外界砸给我们的观念和思想，还有大量的slogan(口号)。但事实上，络化的信息逐渐入侵了我们的生活，实体的情感体验越来越少，我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，你会觉得，自己仿佛生活在一个个概念和口号里面。所以我现在在刻意保留实体情感，方式就是尽量抽出时间和老朋友聚会、聊天，大家一起跑步，避免自己变成信息的终端。

中国周刊：作为一个创作者，你通常的态度是面对观众还是背对观众？换句话说，你在乎别人的评论和看法吗？

贾樟柯：我拍电影是因为我有着很强烈的诉说欲望和沟通欲望，虽然听我诉说的人是谁，我并不知道，但是我保持我的热情。电影毕竟是大众媒介，我拍电影也是想把自己的情感世界分享给别人。

但是，期待沟通不等于迎合和取悦，迎合观众和取悦观众、与观众沟通是两码事。拍电影难免会被各种角度的评论所纠缠，我觉得要学会和它们相处。如果别人说得对，你会明白他说得对，说得不对，也不要被干扰。

在现在这个时代，你屏蔽不了评论，因为你总会使用络工具，你要用、微博，也许你不想看，但最后总能看到。但佛教里不是讲“不辩”嘛，所以我没有必要为它们所改变。

中国周刊：你的电影一直在关注现实生活，但之前你在演讲中仿佛也提到过，觉得中国电影的市井传统丧失得很厉害？

贾樟柯：其实现在好一点了，但这种传统依旧被中断得很厉害。

我想过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在1949年之前，中国人是属于家族与地域的，但1949年之后，我们更讲究组织。组织其实更是一个动词，比方说，党是一个组织，工会是一个组织，共青团是一个组织 然后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组织。人的聚合从村落、家族、街道变成了单位化，那么在组织的过程中，人的单位属性就产生了变化，所以在这种组织观念的影响下，再加上革命文艺的理念，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，一直到文革结束，我们的文艺已经在美学上把市井这一块彻底忽略掉了。

在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中，有一部我很喜欢，是张泽鸣的《绝响》。他在广东拍的，在那里，中国电影似乎又隐约回到了市井中去，但那种感觉不强烈，显得很孤独。直到后来我在电影学院看了《马路天使》，我觉得这才是对中国日常市井生活准确而活泼的描绘，尔冬升的《新不了情》就继承了《马路天使》的传统，拍得非常有味道。

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文化断裂的后遗症。

中国周刊：这样听上去，你似乎是一个怀旧的人。我们在你的工作室看到很多之前电影的胶片，你留恋电影的胶片时代吗？

贾樟柯：我不怀念胶片。

现在凡是胶片能够达到的效果数码都能做到，人们对于胶片的怀恋，其实更像是一种惯性与恋物。

电影从业者对于胶片的坚持完全没有必要，其实接触了数码，你会发现它会帮助你完成得更好。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，最高端的数码摄影机所产安国生的视觉效果，并可以惹起振荡或管路走漏已经完全可以覆盖胶片，甚至超越它。